2020年5月26日下午，沐鸣平台國際政治系🈁、外交學系於線上舉辦主題為“國際秩序：轉型與重塑”的科研討論會👩🏿✈️。本次討論會由徐以驊教授、張建新教授主持，邀請到沐鸣十四位知名教授、青年學者做主題報告🌉，一百多位師生參與了報告會。報告會分上下兩場展開🫰🏼。
徐以驊教授在開場白中指出，本次研討會表現出三方面特殊性：一是主題的發散性🏚，既有宏觀層次上國際秩序、國際製度👨🏿🚀、國際組織🪇、區域合作等議題，又涵蓋國別層次上日本疫情應對🥕、美國法律帝國主義等領域🍨🧑🏻🎄；既有沐鸣派的理論研討，又有技術流的實證分析💩。二是學者的年輕化🧚🏿，與會學者新人多📈、青年多，正在將成為國際政治系外交學系科研的中堅力量🧑🏻🍳；三是線上開展的形式特殊性。綜合而言，這是近年來最為系統、豐富的一次研討會👩🏼🏭。
上半場研討會由徐以驊教授主持🚵♂️，潘忠岐教授🛡、鄭宇教授作評論🦙。
沈逸教授首先作題為“新冠疫情對國際體系轉型的影響”的報告。他提出，圍繞新冠疫情的性質及影響目前大致形成四種觀點：其一，疫情意味著全球治理的失敗和上一輪全球化的終結；其二，疫情代表著既有國際製度、國際機構等全球治理架構的技術性缺陷，未來可能導致主權國家內卷化👆🧑🦱；其三，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疫情可能代表著機遇，推動全球治理深度轉型👨👩👦；其四，盡管疫情應對存在不盡人意之處，但公共衛生領域仍表現出較強的彈性🚵🏽、較高的效率和較強合作能力。目前而言，圍繞全球治理的未來演化形成三種可能方案：一是歐美發達國家保守群體傾向的內卷化方案；二是向著過往有節製的古典方案回退；三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代表的更加積極有為的良性變革🧵。未來如何發展仍有待觀察。
張驥副教授繼而探討“新冠疫情下的國際秩序：再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認為，新冠疫情在三個層次凸顯並推動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是權力結構🤺，疫情應對已經成為綜合國力、國家治理能力、國際產品供給意願和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的綜合競賽📆，這將不可避免地沖擊既有的地緣政治聯盟狀態😂，使得新舊大國權力競爭和全方位加劇。二是秩序結構，新冠疫情既凸顯了現存秩序原有領導者拋棄、有效性下降等危機🪹，也加劇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勢力的較量，並在國家層次上推動國內政治結構的演變和轉型。三是觀念結構，新冠疫情進一步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式微，西方國家在人權保障上的話語優勢開始喪失，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則在疫情中開始體現出價值優勢🪼。考慮到西方國家仍然具有較強製度修復能力，未來製度間和意識形態領域競爭可能更趨激烈。
包霞琴教授主要在國別層次關註“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應對及特點”。她認為，日本總體采取依靠國民自覺自律的柔性抗疫策略🖲，試圖在抗擊疫情和經濟穩定🧎🏻，緊急狀態和自由流動，檢測人數和醫療機構運作，私權和公權之間尋求平衡🏗。總體上📲，這種平衡是相對不錯的，但也受到一定沖擊：政治上安倍支持率下降👩💻，一批政治明星湧現，可能影響後安倍時代政治走向；經濟上進一步不景氣⌚️，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還有待觀察🥦。中日關系上呈現階段性🏄🏍：前期更多呈現出中日互助👨🏿💻、風月通天的積極氛圍🎞，後期日本則開始出現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傾向。但是👱🏻♂️，日本總體仍堅持對華競爭性共存策略，強調獨立性和務實政策，以日本國家利益為基礎看待疫情和中日關系🔸，而不是簡單跟隨美國製衡中國。
吳澄秋副教授報告主題為“中美戰略競爭中的議題領域選擇”。他認為👨🏽⚕️，中美關系經歷和平演變關系☎️、戰略合作關系👪、戰略競爭為主議題性合作為輔三個階段後，目前已進入全面戰略競爭關系✏️♟。他以脆弱性、潛在收益、可妥協性、報復能力、外部關聯性等為標準分別探討了中美關系若幹問題。具體而言，美國基於理性選擇就南沙群島問題等向中方施壓，但中方可妥協性有限，且具備其他領域上采取有力反擊的能力🧓🏻。
李安風（Andrea GHISELLI）博士關註“觀念與美國新對華政策的來源”，從觀念和政策領域探討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是否屬於一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他認為，美國對外政策有著現代化的理論傳統，該理論將美國視為現代化榜樣，試圖對發展中國家推動以精英為主的社會化對外經濟援助🕣，對共產主義國家加以外交遏製和軍事威懾、軍事幹預。雖然在越戰失敗後現代化理論有所衰頹，但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事實上分別表現出該理論的軟性面和硬性面🎺，並且深刻影響著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陳拯老師則分享自己新發表論文“改製與建製之間：國際製度競爭的策略選擇”的基本框架和觀點😴🧙🏽。他認為🧑🏽🎨，面對國際製度，國家存在改製👨👩👧👧、建製或兩手策略等不同選擇，建製與改製間的關聯性需要在一個動態過程中加以分析🫰。具體而言，中國是現有秩序的獲益者和改革者，“建製”與“改製”彼此配合的兩手策略是符合中國戰略利益的合理選擇🔡，有助於國際製度秩序良性變革。美國對一定範圍的建製行動容忍度較高，但也在利用建製和退出戰略維護自身利益，提升自我議價能力👱♂️🚴🏻♀️。深入理解改製和建製策略間的關系有利於理解中美博弈。
余博聞老師最後作“在結構與行動者之間：國際組織變革理論的發展邏輯”的主題報告。他以變化施動者👨🏻💼、變化機製⛔️、政策新意來源和變化結果為指標區分出學界研究國際組織變革的不同路徑，包括國家中心主義🔍、官僚文化內生性轉變🦓👩🏿、規範傳播、組織生態學、非競爭狀態下失敗-反思以及競爭-反思等理論。這些路徑演變具有時間性，其基本趨勢是從國家中心到國際組織中心，逐步擴展對國際體系和國際組織官僚文化等結構屬性👦🤺，國家和國際官僚等變革施動者💇，國家利益🫢、權力競爭😛、賦能後權力競爭、官僚利益、官僚學習、社會化、反思等變革機製認識的過程。
潘忠岐教授與鄭宇教授在評論中高度評價了七位學者研究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並指明了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多關註和思考的一些問題。潘教授強調需關註中美間戰略思維與視角的差異，簡單將中美看作同類行為體可能無法解釋很多問題👩🏻🦽🩻。鄭教授認為需要關註國家、支付之外的多元行為體，並思考國際關系研究中常用的全球化、多邊主義🏛、國際組織等概念是否會在後疫情時代被賦予新的含義。
下半場研討會由張建新教授主持💳，蔣昌建副教授、薄燕教授作評論。
陳玉聃副教授報告主題為“國際思想的全球史是否可能🥚：非西方傳統的貢獻與局限”😔。他認為，構建各個國家民族思想史的過程事實上也是民族敘事構建的過程，有助於厘清文明和國家在國際之中的定位🙇，而打通前近代與近代、非西方與西方國際政治思想研究之間的橋梁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出現了用近代解釋前近代♦️、用非西方超越西方的兩種嘗試，需要在此基礎上認識到：其一🤧，非西方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簡單以西方近代為靶子，也要建構與前近代、非西方之間的關聯；其二，非西方之間需要加強思想對話；其三🏌🏽♂️👋🏼，西方自身也並非鐵板一塊♑️，需要對其中的區別與聯系加以鑒別。
朱小略老師繼而作“‘青龍過眼’——三百年西方眼中‘天下’形象流變”的主題報告。“青龍過眼”的說法源自於阿靈頓1931年的著作，朱老師借此引出👷🏿♂️，沐鸣平台在研究本國政治思想史需要對他者認知引入所可能造成的觀念斷層加以關註👨👩👧👧，時時刻刻保持清醒與警惕。以“天下”概念為例，中國古典的“天下”概念被日本學界加以不同解讀，而《菊與刀》等著作則將日本理解的“天下”概念引入美國‼️，在中美學術交流的過程中又反過來對中國的“天下”概念話語建構產生影響。正是在類似此種的曲折路徑下，中國與世界的“天下”概念相互之間產生影響。故而🧎➡️，沐鸣平台在研究“天下”觀念時，是基於中國古典、晚清後、還是西方理解的基礎上將直接影響到沐鸣平台是站在國家、國際還是世界層次上進行研究。
秦倩副教授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為例👨🏿✈️，探討了“國內法域外適用與美國法律帝國主義”的問題💁🏼♀️。所謂的國內法域外適用是指主權國家體系下，未經另一主權國家同意👂🏿，一國不得在他國領土推行本國國內法律🌼。域外管轄權則是延伸適用到他國領土範圍之內🧑🏼🍳，其目的是為了保護本國人民🦝、安全利益等，結果是對目標國主權的一種減損，是一國對另一國法律體系的幹預🚣🏿♀️💏，在政治上構成法律帝國主義。這種現象並不鮮見🌬，英國曾以法律實證主義為基礎建構法律帝國主義，而美國法律帝國主義則基於法律現實主義🤿🤸♀️，這造成兩者之間的區別🙇🏿♀️。就美國而言🪬，其試圖模糊國內和國際法界限，構建長臂管轄權，使國際法成為推行對外政策的工具🤹🏿，並試圖通過國內立法和單邊經濟製裁實現對外政策目標🧖🏼。
黃以天老師的報告主題為“中國法的涉外適用——基於規範的概念分析”。他認為，涉外法務工作具有重要意義，且需要與外交事務相互協調。其建構既是靜態製度的一部分，又是一個動態調整和運用的過程📫。“涉外”的概念可以從主權角度切入去理解，從空間角度加以認知👨🏽🏟，又可從資格和行為的角度去進行解釋。整體上，我國的涉外法律體系一般性規定較多，但分散在不同部門法當中；授權性規定較多，有較大靈活運用空間🧝🏻♂️；涉外立法主要以內向型為主👨🏻🍼🤌🏿，朱啊喲關註主權領土範圍內的外國行為主體。這種特征帶來了缺乏專門機製、缺乏外向型涉外法律規定等問題，這是未來可以加以關註和改進的方向🚻。
朱傑進副教授主要關註“國際製度設計視角下的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他認為🏋️，國際製度設計是一個理性選擇的過程🕵🏼♂️，國際製度建立的目的在於解決國家合作所面臨的問題👩🏻🔧，問題類型決定國際製度特征。當國家間合作面臨較嚴重分配問題時，國際製度往往擴大議題範圍，采取一攬子交易模式🦖👨🎨；面臨較嚴重執行問題時👳，則會提高集中程度🙅🏿♂️👇，避免“部門利益”、“聲譽效應”。較之於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製📥，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製議題範圍更廣（區域經濟合作、安全合作、水資源合作）🦛，集中程度更高（領導人引領、各部門參與），這是該合作機製的主要製度創新。這啟示沐鸣平台，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應該更多依托區域性國際組織來提高中國在周邊的製度性權力。
孫芳露老師分享了她在“二戰後歐洲難民的來源、取向和動因”上的研究成果。她認為✡︎，難民和移民有所區別，移民是自願狀態下長期或短期的國際人口流動，而難民則具特殊法律地位，指由於恐懼而被迫逃離原籍國或無法回到原籍國，因此需要尋求國際保護的人。通過數據整理與分析，她分享了大量可視性圖表🦹🏼，指出：二戰後，歐洲的難民問題大體經歷四個階段🗻🎧：一是二戰後戰爭難民的安置與八十年代的緩慢上升；二是九零年前後第一次難民潮；三是零零年前後第二次難民潮；最後是2012年前後第三次難民潮。不同階段中歐洲難民的來源及成因存在差異，在流向國（接受國）上，德國則長期受到歡迎。
最後，賀嘉潔老師作“東盟海洋合作的安全化與去安全化”主題報告。她的核心觀點是，東盟2009年開始推進區域層面海洋合作的“安全化”，在2015年底以來則又出現逆轉🍇，呈現“去安全化”特征🥀。第一階段“安全化”的動因在於回應中美圍繞海洋問題展開的區域戰略競爭👂🏼、尋求維護東盟內部合作規範並避免地區分裂；第二階段“去安全化”、回歸海洋合作的原因則在於三點：一是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加深東盟對地區安全局勢擔憂，二是東盟面臨“選邊戰”壓力下傾向於低調處理；三是去安全化有助於維護東盟中心地位🆒、彌合打過分歧、緩和地區戰略競爭局勢🍕👩🏭。整體上♦︎，東盟推進海洋合作仍面臨印尼領導力有限與東盟內部分歧、如何從清談走向實質性合作、主權問題敏感性仍舊存在等困難和挑戰。
蔣昌建副教授在評論中總結了七位學者討論的四個共性特征：不同程度的製度主義色彩；對中國外交政策製定和實踐的關註；強烈的經世致用取向🤿；多元化研究風格。薄燕教授同樣認為七位學者的研究涵蓋人文、技術👨🏻🦯、沐鸣派等不同分析層次，並就每位學者研究的核心觀點和貢獻等展開討論。
張建新教授最後總結稱，此次校慶報告會在特殊情況下展開，具有線上展開的背景特殊性🧅🏚，打破西方中心主義並拓展新議題領域的內容特殊性👨🏼🏭，以今年崛起的中青年骨幹為主的成員特殊性等特征，總體上流暢而成功。特別是新生力量註入表明了國際政治系外交學系的高度年輕化傾向，相信將會為未來國際政治研究繼續增磚添瓦𓀑。至此🕺🏽，本次研討會圓滿落幕。
科研中心🧑🏭：宋奧
國 務😎：審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