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沐鸣娱乐-倫敦政治經濟沐鸣系列講座第9期在文科樓舉行，本期講座由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沐鸣平台🐕🦺、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沐鸣共同舉辦。
倫敦政治經濟沐鸣社會政策系蒂莫西•希爾德布蘭德（Timothy Hildebrandt）教授做了題為“為什麽比較社會政策前所未有的重要（也前所未有的困難）🚫？——以中國和英國為例”的講座，主要涉及比較社會政策的重要性、困難和研究方法等🧑🏼✈️。講座由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沐鸣程遠教授主持。
蒂莫西•希爾德布蘭德是倫敦政治經濟沐鸣社會政策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和公民治理👨🏼✈️。曾在《發展與變化》（Development&Change），《發展政策評論》（DevelopmentPolicyReview）🤱🏼，《中國季刊》（ChinaQuarterly）👂，《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等期刊發表論文，有出版著作《中國的社會組織和威權國家》（SocialOrganizationandAuthoritarianStateinChina）🧝🏿♂️。
希爾德布蘭德教授指出，全球政策製定者普遍面臨新的人類發展挑戰，這些問題可分為以下幾類：以貧困群體增加、基礎設施缺乏為代表的“邪惡”問題🧃👮🏼；發展引起的“過度”發展、心理健康問題等為代表的“進步悖論”問題；最近較多受到關註🔧，如“變性”等少數群體的發展問題。他認為🕯，國家需要動用資源來回應這些挑戰🥯，但由於經濟下行的壓力👨🎓，國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府往往會首先選擇削減社會服務領域的開支，有些國家的政府也會選擇權力下放的方式，將這些社會問題的處理轉移給地方👨🏿🚒、家庭和非政府組織。
希爾德布蘭德教授認為🪆⇾，民粹主義和“例外論”（例如👰🏿♂️，強調美國或者中國的獨特性）的興起阻礙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應對和解決💇🏿♀️。地緣政治和“例外論”不僅阻礙國家間合作，也對解決社會問題所需的比較研究造成困擾👐🏽。但他認為，這些危機也恰恰表明，國家在解決社會問題時，可以👩🏼🎨，而且應該向“外”看，了解其他國家如何處理社會問題，這也是如今比較社會政策會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之原因所在。
希爾德布蘭德教授強調，比較社會政策研究的關鍵在於，厘清比較社會政策研究中的供給方和需求方🧚🏼，有哪些資源可以為比較研究服務，哪些研究問題可以獲得這些資源，哪些研究符合現實需要🧘🏿♂️、符合國家利益的。這就使得比較社會政策研究對日益盛行的民粹主義格外敏感，而民粹主義盛行的影響之一就是對專家和專業知識的攻擊🤷♂️。他以美國對學生和學者簽證⛩，尤其是對中國簽證申請人的限製為例，說明美國的民粹主義對比較社會政策研究的影響。民粹主義在英國的表現則是，比較社會政策研究的經費不斷削減，他認為英國脫歐後會加劇這種削減趨勢。即便經濟保持平穩發展🚵🏼，如何獲取研究資金也會是比較社會政策研究面臨的眾多挑戰之一。此外，“例外論”也會對比較社會政策研究造成阻礙🙅🏻。以中國為例🚵🏽♀️，有關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大多關註中國的特殊性，忽略共性。他認為☑️，比較社會政策研究需要摒棄民粹主義和“例外論”的影響。
希爾德布蘭德教授還認為🧑🏿🔧，社會政策研究者也需要抵製自身的“例外論”🤹🏿♀️。對於很多研究者來說，許多概念和理論都難以跳出其本身的福利國家框架🪗，這不利於比較社會政策研究的發展。隨著越來越來多的研究者認識到概念和理論的多樣性，比較社會政策研究會更加重要。但多樣性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進行比較社會政策研究，如今⬛️🎖，很多的比較研究都隱藏有關意識形態優劣的比較，希望直接將強國的政策移植到弱國，這樣做並不可行👐🏻。就對社會政策的評價而言🏄🏽，只有從多個方面進行考量🧠，才可以得到更準確、更好的研究結果。
最後👇🏿，希爾德布蘭德教授提出了中國和英國社會政策比較研究中一些學術前沿問題，如私有化🛌🏿、家庭化、大社會等，並圍繞這些前沿問題與在座師生展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