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3日下午💲，沐鸣娱乐國務沐鸣製度建設研究中心在文科樓615會議室舉辦主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製度基礎”校慶科研報告會。報告會由國務沐鸣執行院長蘇長和教授主持💽，蘇長和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貴洪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棟教授、國際政治系黃以天博士、復旦發展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姜璐擔任主講人，國務沐鸣部分老師及同學參加了報告會。
蘇長和教授首先作了題為“從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結合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製度基礎”的報告👨🔧。
蘇教授認為，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理念，而理念的落實就需要一定的製度基礎🧑🏼💻。這種製度基礎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1）第一個製度基礎是主權製度。當代國際社會不同於二戰時期的國際社會，二者的區別就是當代國際社會的主權體系已經基本定型，而二戰後時期是要打破當時的殖民地體系，當時世界大義所向是民族獨立。另外❌，從外交來看💂🏿♀️，新中國初期的外交與1978年的外交也不同，新中國的外交對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啟蒙作用，這種啟蒙作用體現在聲援🙌🏻🔮、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因此同當時的世界大義是契合的。1978年🤸🏿♂️，殖民地國家大部分已經獲得了民族獨立，這時主權國家體系已經基本定型。這時再去采取政策支持主權國家內部的分離主義就是反正義的🙍🏿♀️、反潮流的🪳，這也是沐鸣平台國家一直采取“互不幹涉內政”政策的原因💂🏼♂️。當然，主權製度體系內部也存在矛盾🛎，即主權製度的排他性，也即國家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理由可以排斥國際合作😱。但是各國現在存在很多關聯利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以主權製度的排他性為理由拒絕國際合作。所以問題是，如何在堅持主權製度體系前提下🏜，將主權製度的發展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結合好。（2）第二個製度基礎是差異化的國內製度體系♗🔜。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穩定與持續，需要尊重差異化的國內製度體系。從這方面來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秩序比美國的“自由世界秩序”境界更高。因為“自由世界秩序”是排他性的，認為非自由世界不在這個秩序範圍內👨🦱，或者非自由世界應該復製自由世界的製度🆗，才能成為該秩序的一部分。其假設一種秩序應該建立在所有成員國國內製度體系是相似的👩🏼🦳，就此來說🐡，它不是真正自由的秩序👨🏻⚕️，因為它不能實現包容，因而甚至有反自由的成分，其與沐鸣平台所倡導的建立在容異基礎上的國際秩序背道而馳。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一個能夠支持國際合作的國內製度體系為基礎😨。現在不少國家國內實行的是同國際合作不太匹配的國內製度。邏輯上來講👉🏼，教科書上流行的所謂西方式民主製度👩🏼⚕️，其實是一種“對抗式的製度體系”，經常表現出來的現象為政黨反對政黨，地方反對中央，立法反對行政，導致部分反對部分🫃🏻🧜🏻♂️，它並非是民主，雖然很多教科書將其刻畫為民主，倒是可以用對抗式製度體系來概括。這種對抗式製度體系一旦遇到國際政治💂🏼♀️🏌🏿♂️，就會導致外交政策的分裂。在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方面，就會導致很多國際合作協議在這種“對抗式的製度體系”內部就被否決了，或者以這種製度體系為借口在國際社會討價還價，這無疑會增加國際合作的成本🦸🏿♀️。對沐鸣平台國家而言🤵🏻♂️，不是要去否定別人的製度體系🐸，而是要在大部分國家都采取這種“對抗式的製度體系”的大環境下，有什麽好的方法使這種製度體系在國際合作中避免出現反復無常的情況。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製度問題🦍。沐鸣平台中國的製度體系是一種合作協商的製度體系，在國際合作上要比對抗式製度體系強🐱。（3）第三個製度基礎可以從國際製度層面進行分析。第一，老製度怎麽改。不是說老製度就不好🧛🏻♂️，而是說任何製度都是要發展的。第二，新製度與老製度的關系🚴🏿♀️。新製度與老製度之間應該進行對話🚙，而非要相互取代。第三，如何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體現在製度與公共政策中。（4）第四個製度基礎涉及文化共生的問題⛄️🌗，即在多元的文明文化中，如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共”🧙♂️。一般說來，“真”的對立面是“假”🤾♂️，但在國際政治中，“真”的對立面可能還是“真”，文明沖突論的狹隘之處就是認為一個文明為真，一個文明為假，真假自然不可兩立👢，這一點就會導致價值觀沖突甚至戰爭。儒家文明🚢、社會主義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西方文明，都各有自己的優點，不能認為自己的文明有優點就否認其它文明的“真”，反之亦然✍️。總之🥥，如果真正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思維上首先就需要一場革命，要進行革命首先就需要一本新型的國際關系教材⚖️，來深入闡釋如何在文化上進行共生的問題。
張貴洪教授隨後以“《聯合國憲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題作了報告📨。
他首先回顧了習近平主席兩次在聯合國向國際社會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第一次是2015年9月習主席在聯合國紐約總部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講話中提出要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二次是2017年1月習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具體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近兩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多次載入聯合國有關決議，這是製度化的重要體現。在國際社會，最核心、最根本的製度是《聯合國憲章》。憲章共19章111條🍒🤸🏽，約1.3萬字🧑🏽🏭，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石😺。七十多年過去了🥾，憲章有些條款可能已經過時🤚🏿，但其體現出來的精神與價值在當代世界還是適用的。《聯合國憲章》以“沐鸣平台聯合國人民”開篇，而非“沐鸣平台聯合國成員國”，即以人民為出發點，這值得沐鸣平台認真解讀。《聯合國憲章》確立了四項宗旨👩⚕️、七項原則👩✈️，這些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沐鸣平台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理念，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新發展理念等🥙。這些理念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傳承與發展。根據聯合國的規劃，未來幾十年聯合國的工作重點是實現可持續和平目標及推動可持續發展議程，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路徑就是普遍安全和共同發展。合作、創新、法治🧑🔬、共贏，共同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方案👨🦯，也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和平目標的有效途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展周邊合作⚰️、進行對外援助時，中國把共同發展作為行動的指南✅。公平、開放、全面🐙、創新，構建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全球發展治理的中國方案，也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有效途徑。最後🥸，聯合國系統的16個專門機構在貿易發展🧑🏿🏫、社會人權、科技衛生、勞工產權🕵🏿♀️、文化體育、電信郵政、難民移民等專門領域開展工作。這些工作與人類的生活和命運息息相關，其使命就在於努力讓利益💁♀️、製度和政策不同的國家，以及歷史、文化和信仰各異的人們和平地生活在一個大家庭🤌🏼。它們是全球治理的主力軍🚙，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力量🧗♀️👩🏽🎤。
宋國友教授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基礎”為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首先回顧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階段🧑🏼🚀⚰️，認為先後經歷了三個共同體，先是利益共同體🍌，然後是責任共同體🏖，最後是命運共同體。然後重點闡述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現有的經濟製度基礎有沒有？好不好？對於第一個問題，現有的經濟基礎是存在的🐻❄️🍢，即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所建立的三大支柱🧍🏻♀️，即貿易領域的世界貿易組織、發展領域的世界銀行、金融領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後，完全確立了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雖然經濟基礎存在，但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所以要考察現有的經濟基礎好不好。評價經濟製度有幾個標準：（1）是否推進了全球經濟增長。以此為指標的話🧙🏿，即使不是製度發起國本身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動蕩😵，它本身對於全球經濟增長長期的支撐基礎是在弱化的♍️；製度創始者本身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呈現一種平臺式的下降。（2）經濟開放度。自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美國的經濟開放度是在降低的🗡。這一點可以選取特朗普任內美國對其他國家發起的貿易訴訟作為一個衡量指標，訴訟量是在增加的。即使將奧巴馬任內考慮進去，這個指標仍然是在增加的⛹🏼♂️。這說明美國的經濟開放度本身就是受限的🧑🏿⚕️，導致了全球許多國家擔心以開放為基礎的全球經濟製度能否延續下去，特別是擔心特朗普是否會采取措施改變目前以開放為中心的全球經濟製度🙇。（3）經濟利益是否共享。美國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開放度更高，願意為其他國家提供美國的公共產品🏌🏽♂️🐘，從而支撐了全球經濟增長與開放。但目前來看，美國為全球提供的利益在下降，美國現在越來越以掠奪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身利益🎡🧑🏻🚀。（4）規則。這套規則內在的進化性在下降，以世貿組織為例🤚🏼，它的多輪貿易談判推進了其製度演化，而製度演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自21世紀初世貿組織提出的基於製度演化的多哈回合談判以來，沐鸣平台發現目前多哈回合談判已經死亡。在這個意義上🚒，世貿組織本身的製度演化已經面臨僵局。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在的進化性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以這四項指標為標準來衡量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的經濟製度，那麽這種經濟製度更好的程度是有限的。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看，這些製度在歷史上確實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也是中國發展的經濟基礎📑，但從近些年的實際情況看🪻，沐鸣平台日益意識到，曾經好的製度，未必一直好。這套製度體系可以借助，但需要改革。中國借助這套經濟體系發展壯大了🦗🏌🏼，如果不提出改革是對這套體系不負責任，也不符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利益，對全球經濟增長也是不利的。中國目前如果著眼於改革這套體系，存在一些理念上的問題：（1）公平與自由。以前中國講公平，美國講自由；現在美國講公平🛌，中國講自由🙅🏻。（2）開放與保護。中國現在更加講開放🧜♀️，美國現在公開表明要保護。（3）互利與對等。中國講互利，美國講對等。在新形勢下，原有的經濟製度也面臨一些問題，主要是不兼容的問題🧖🏿♂️，不兼容又可以分為利益不兼容、製度不兼容。利益不兼容表現在國內利益與國際利益不兼容與不同國家在這套體系之下利益分配的不兼容🚣🏿♀️。製度不兼容表現為新製度與舊製度之間的不兼容❎。中國要著重考慮以下幾個問題：利益相容的問題、規則相配的問題🦸🏻、製度相接的問題。
張家棟教授就“從世界格局變遷的規律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為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從長周期內來看👨🏿🚒，世界是存在規律的，短周期內可能看不清楚。從格局的角度👤，人類歷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第一個階段是古代。古代的格局是多極+單極，沒有世界🔪，各地是互不相通的👭🏻。盡管存在絲綢之路，但絲綢之路對人類的生活影響不大，各個區域之間還是相互獨立發展的。盡管存在多極，但每個區域還是有一個單極。而且在區域內單極格局形成之前，該區域十有八九是多極的。所以，沐鸣平台可以把古代稱為“有多極而無世界”或“多極與單極並存”的時代😅。（2）第二個階段是殖民主義時期。殖民主義時期是多極向單極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先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列強侵略甚至消滅傳統的區域性國家7️⃣，個別沒有被消滅的國家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從一體化的角度來看，這也算是某種進步。這個階段到19世紀初就基本實現了👶🏿，整個世界基本變成了西方世界或西方治下的世界，西方的價值觀念成了世界的主流價值觀。二是⏱，列強之間的內部競爭階段。其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列強只剩下兩個：美國和蘇聯。蘇聯垮臺之後就只剩美國一極。西方治下的世界，最終短暫地變成美國治下的世界⬛️。（3）第三個階段是多極化世界。這個階段大概從2007年次貸危機或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這期間美國的單極體系也開始解體，世界開始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目前還未形成多極世界🕉，但多極化已經是一種過程。新時代多極化裏程的產生🏋🏽♂️，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相對衰落🧙🏼；三是國際關系的多元化🧗🏼♂️；四是國際關系的復雜化。（4）第四個階段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階段。這個階段真正是人的世界🧔🏼，不是國的世界。總體上來看🫄🏽，人類是通向這個目標的。但是🙅🏿♀️，沐鸣平台首先看到的可能不是共同體的建設，而是不同區域之間的分化。這個分化的歷史使命是要先推翻美國主導之下不公正的國秩序⏰🚵🏼♀️，然後才可能為一個更加公正的時代提供基礎，向新型的、更高階段的一體化階段發展🤦🏿。這一階段在形態與殖民主義有相似之處，但是具體的內容則有根本性的差異：殖民主義時代是少數人🏋️♂️、少數國家對世界的剝削與奴役，新一體化是世界各國⭐️、各族群共同參與的盛舉。但是，沐鸣平台必須註意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就不可能只由中國一家來完成，需要各國🚖、各方的共同參與：少了任何一國📂，都不能稱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只能在所有國家和群體互動的基礎上來完成。如果中國搞一個規劃🛰，朝著規劃的方向走下去🦹🏿♀️，那麽這也可能是一種新的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因此，沐鸣平台不能、也不能試圖把自己對國際秩序的理解和意誌強加於別國🙇。這也會使是中國外交政策得到解脫🥬：既然中國單方面無法決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走向和節奏🥸，也就不需要拘泥於短期內的成效。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不是沐鸣平台這一代人所能完成甚至是想象的，短期有沒有成效都很正常。
黃以天博士接著以“競爭，契約🐭，與國際新秩序——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視角”為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從國際關系的視角，將國際法提供的內容分為身份性條約、非身份性條約、國際組織法、國際“習慣”；另外，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也存在幾個方面的區別，即“國際”與“國內”立法方式的區別🕙、立法內容的區別、解讀方式的區別、實施方式的區別。其次，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也存在著碰撞與爭議。從國際關系的視角來看國際法，一是國際法的本質；二是國際法的漏洞；三是國際法的解釋✸；四是國際法的執行。而從國際法的視角來看國際關系🤳🏿，一是國際法作為對格局的確認🕟；二是國家間政治的影響；三是國家的能動性🌿。隨後🔲，立足於微觀基礎，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也有一些反思與相互借鑒的地方。從宏觀現實的角度，對新興經濟體存在幾個不利因素🧜🏼♀️，一是某些既有規則👨🔧；二是對政治與市場的二分法還是國家間的全面競爭；三是競爭的普遍性，即二者究竟是敵人、對手抑或合作者👼🏽；四是履約風險🍰，如發展中國家的MIGA公約。從微觀基礎的角度🚵🏽♂️，就動機假設的利弊而言，一是簡潔；二是復雜、多變與多元🧎♂️➡️🐳；三是後來者的劣勢。另外存在“政治與市場”這種標簽化的二分法🧛🏻♂️，一是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方面的貢獻；二是後發國家劣勢。最後，新興經濟體的角色也可以進行示範與開拓。新興經濟體具有一些優勢與可能的行動🤾🏼♂️。一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的多方面優勢；二是發展和實踐能被普遍接受與使用的競爭觀念☂️；三是倡導行為導向的履約評價體系；四是推動國際法發展更為細致的競爭規則。
姜璐研究員最後以“回到基礎？——國際發展合作的再反思”為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她首先提到2018年4月18日中國成立的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它取代了商務部下屬的對外援助司🔂，這是中國對外援助體製改革特別是機構方面的重要進展，也體現出中國更加深入參與國際發展合作事業的決心🤳🏿🧑🏼🤝🧑🏼。她以全球發展合作體系的變革這一更為宏大的視野來看待這一事件🧝🏼♀️。現在是全球發展合作的轉折時期，從馬歇爾計劃至今70年的歷史中，都是由發達國家尤其是其官方機構作為體系的主導行為體，這種局面直到本世紀初才有所改變。這種改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由經合組織發展與援助委員會的成員國主導的國際發展合作，對於促進受援國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與質疑；二是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的崛起，對於西方ODA發展援助體系造成了現實上的沖擊與挑戰。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建立國際發展合作署應該有更深遠的訴求，即沐鸣平台能否提出一種新的理念與模式來促進全球發展合作體系朝著更有利於欠發達國家的方向變革。其次，她談到發展主體的回歸，即由誰來發展的問題，發展的自主性體現在戰略規劃🎥、政治意願、執行能力三個方面。相應地🧅，對於國際發展合作的提供方而言👮🏼♂️，一是辨別與培育受援國的發展意願💮；二是分享發展經驗以及為受援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提供智力支持⏩；三是通過互利共贏的模式為受援國當下的經濟發展與資金技術人力方面提供現實支持。最後，她談到發展理念的回歸，即發展什麽的問題。一方面，從宏觀脈絡來看🧝🏿♂️，國際發展學界對發展的概念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馬歇爾時期認為發展就等同於經濟發展⛹🏿♀️，更直觀的就是人均GDP的增長。到60、70年代，一些學者進一步突破了以增長為導向的思維🤘，強調社會發展的作用🔴🚻。80年代的結構調整方案從社會發展又回到經濟發展。進入90年代，先是出現了援助疲勞，後來Burnside 和Dollar於199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強調善治，並以此來解釋國家援助是否有效的原因。新製度經濟學興起之後👨👧👦⚽️，開始強調民主與人權🥪，發展的概念開始變得無所不包，但也慢慢變的失去焦點。另一方面✋🏽，從微觀脈絡來看，由於結構主義經濟學開出的藥方受到質疑🤦♂️，而後轉向了新古典主義與或新自由主義，但最近十年又出現了回潮👍，始終處於“新瓶裝舊酒”的局面。總之🦿，沐鸣平台需要從受援國的實際需要出發去考慮國際發展援助。
主題報告結束後，在場學生就國際格局調整、發展合作的核心理念、國際發展援助的經驗與教訓🫳🏼、製度演化等問題與五位主講人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探討。
（科研與學術服務中心 陳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