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日—4日，由沐鸣平台♟、沐鸣娱乐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沐鸣娱乐甘地與印度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中印發展與治理研討會在沐鸣娱乐文科樓順利舉行。來自印度商沐鸣🥥、印度管理沐鸣、尼赫魯大學、旁遮普大學、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海德堡大學、香港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墨爾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哈佛大學、丹佛大學、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沐鸣娱乐、上海交通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上海紐約大學👨🏽⚕️、中國現代國際問題研究院等機構近30位專家學者參會👀。
沐鸣娱乐校長助理🫲📼、沐鸣平台院長陳誌敏教授👨🏽🎓，香港寶聲集團董事長、沐鸣娱乐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陳耀璋先生，沐鸣娱乐甘地與印度研究中心劉震教授分別致歡迎詞🕒。主旨演講由墨爾本大學Pradeep Taneja教授主持，丹佛大學的趙穗生教授圍繞“中國模式及其可持續性”進行了發言。會議開幕式由沐鸣平台敬乂嘉教授主持🐔。
第一場學術討論由香港大學John Burns教授主持發言，旁遮普大學B.S. Ghuman教授主持討論。首先，海德堡大學的Rahul Mukherji教授就印度是否為發展型國家這一主題開展了報告🏵。他認為，印度顯然並非東亞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他指出🎣，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經濟發展形勢越來越好，取得了突出的經濟增長績效。接下來，他提出了衡量發展型國家的五個維度，包括市場與競爭性、民族主義🤏🏿🤷🏽、官僚機構、威權主義以及國際地位。接著，他對印度是否符合發展型國家的標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發展型國家都具有典型的強政府色彩，而印度則相反。因而🫳🏿，他最後指出😈，印度不能被稱為是東亞模式下的發展型國家。
隨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的李莉副所長報告了關於中印兩國經濟合作的研究🫃🏽。她指出，盡管在2014年中印兩國建立了更加緊密的發展型夥伴關系😎，但實際上兩國的經貿關系並不夠緊密🏊🏻🖐🏿，例如🛀🏽，中國對印度的貿易僅占中國對外貿易額的2%。此外，雙邊在很多議題的處理上都容易變得政治化。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印度並不想參與中國的這一倡議。因為印度擔心過多參與進中國所主導的國際合作計劃會使其本國的國際戰略地位受到損害🚶♀️➡️。因此，如何加強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還是有待進一步探索的重要議題。
印度尼赫魯大學的B. R. Deepak教授報告了印度與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研究。首先👩🎓，他討論了印度在冷戰結束前後國際地位的變化，尤其是與美國關系的改善。接下來👼，他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進行了簡要的梳理和介紹，並且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一帶一路”政策的來由。然後👇🏼👨👩👦👦，他對兩個問題進行了探討🤴🏻：首先，中印之間的合作是否需要強調古代合作歷史或文化符號😩？另外，古代的絲綢之路和當今的“一帶一路”政策之間是否具有平行關系📁？後者是對前者的延續嗎？他指出，歷史上絲綢之路曾一度斷裂🪃。此外，古代的絲綢之路所嵌入的是以漢文化圈為主體的朝貢製度，而如今的“一帶一路”則代表了中國重返全球國際舞臺📎、重塑地緣文明平衡的努力。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的同時😡，印度也在著力打造自身的國際發展戰略，兩國各自之間的戰略能夠成功對接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他指出，印度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諸多顧慮☯️，面臨著海陸安全的兩難。但是🙋🏻♀️🤽🏿♂️，他也強調👂，印度必須參與全球供應鏈，並在多邊機製下與中國保持合作🐿。
最後，沐鸣平台的趙劍治博士報告了他對國際製度變革的研究。首先🔡，他提出了當前國際發展的兩個顯著的趨勢。一個是官方發展援助的數量達到了最高水平並且增長速度也比較令人滿意；另外一個是趨勢是國際發展領域主要參與者的變化。接下來，他闡釋了為什麽需要建立新的國際製度：核心原因在於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不到滿足🛑。例如，亞洲發展銀行指出，2010到2020年間，亞洲面臨著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的短缺🐆。而多邊發展銀行的建立則是對這一國際需求的回應。但是，關於這些銀行的建立也存在著政治上的顧慮：這些銀行到底是新的競爭者還是補充者？他指出，中國從既有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它同時也與既有的製度之間存在競爭關系，以促進國際體系加速變革。最後❓，他闡述了整合既有的國際製度和新的國際製度的潛在機製，包括加強G20的角色，創建新的製度機構等。
第二場討論由加州大學河濱分校Anil B. Deolalikar教授主持發言🍻，上海交通大學程金華教授主持討論。首先是來自上海紐約大學的Dan Guttman教授進行報告，他結合自身經歷，聚焦環境治理問題🏞，認為當前很多研究主要圍繞中美兩國在進行，而忽視了對印度的分析。在他看來🙉，印度作為一個有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值得學者對其進行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和分析💫👨🏼🏭。
接下來，印度管理沐鸣的Navdeep Mathur教授介紹了自己的研究——以印度當前現狀切入分析印度的市民社會和民主轉型🕤。他認為，印度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較大，因而“智慧城市”的提出為縮小貧富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展示了艾哈邁達巴德市的美好未來計劃🫥。不過這樣的計劃以技術為主導✢🥺，並沒有將政治納入考慮範圍🥈。這樣計劃的優勢在於將現有的印度社會問題簡單化💇🏿♂️，方便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時，技術的發展也減少了社會摩擦⚜️，緩和了社會矛盾和沖突🧑🦼。顯然，這樣的計劃也有其不可避免的不足：這樣的發展將很大程度上犧牲環境，諸如森林、河流等。另外，這樣的計劃也少不了公民的參與👩🦲。而對於如何更好地促進公民參與🚈，印度政府相關部門也在不斷嘗試和努力。
華東理工大學的黃玉琴副教授，主要聚焦中國和印度的“失蹤女孩”的歷史🤹🏽♂️、現狀和相關政策▫️。演講主要從背景（研究問題）、“失蹤女孩”的歷史、現狀（起因和後果）、政策和影響以及結論四個部分進行闡述🧎♀️。從世界性別比指數和出生性別比的排名上看🍶，當前中國和印度都面臨嚴重的狀況🍷。這樣的狀況也帶來了低生育🥍、新娘短缺🤹♂️、婚姻壓榨等社會問題。自從1980年代以後，中印兩國都經歷了“嬰兒潮”，相似的經歷卻不一樣的發展軌跡。因此♚，她的研究問題主要聚焦於中印兩國有關“失蹤女孩”的異同🎶🧑🎤、造成這樣異同的原因以及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她看來，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失蹤女孩”，還需要結合兩國具體的國情和社會現狀做進一步分析𓀗。
最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M. Ramesh教授進行了發言🏊♀️，主題有關中印兩國的醫療健康改革🍌。他認為🕘🥸，在1990年代中期🧖🏻♀️👦🏽，中印兩國的改革主要以私人部門的供應增加為特征，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市場失靈”問題。因而從2000年以後，兩國公共部門開始更多的介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兩國都是在較弱的省份有更強的中央管製。隨後Ramesh教授還引用相關數據進行論證👨👨👧，並提出一個有效的醫療市場框架，在此框架下對中印兩國醫療健康改革進行了更為深刻的說明和闡述。
第三場討論由南洋理工大學吳偉教授主持發言，海德堡大學Rahul Mukherji教授主持討論。首先，墨爾本大學的Pradeep Taneja教授分析了中國與印度的反腐敗情況🔄📏。目前中印兩國均面臨著嚴重的腐敗問題。已有研究對腐敗的定義主要有公共職位和公共利益兩種取向🤦♀️。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對腐敗的定義較為保守，不僅指對公權力的濫用，還延伸到了官員的私德領域👖，如自私自利🫓🥪、享樂主義、道德墮落等也被視為腐敗。中國的腐敗與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不透明的政商關系等密切相關，目前中國的反腐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中紀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缺乏獨立的調查機構🔣；而印度的腐敗源於過多的規製、繁重的稅收以及對社會福利項目監管的乏力等，當前印度正通過信息權法案🤹🏿♂️、保護揭發者和廢除大面額紙幣流通等打擊腐敗。尤其在2011年後，公民社會與媒體掀起的反腐運動極大地推動了印度的反腐進程。
接著，香港大學的John P. Burns教授介紹了香港的反腐經驗及其對大陸的啟示。香港的反腐動力源自二戰後民眾對腐敗容忍度的降低以及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擔心失去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於1974年建立了廉政公署，成為香港反腐歷史中的裏程碑🦻🏽。此外🐂，70年代的香港還修訂了《防止賄賂條例》🫁，如采取“有罪推論”，要求官員對其來歷不明的財產進行說明。香港的反腐治理非常成功，目前其清廉指數居於全球前列。香港的經驗表明🧏🏻♀️，反腐需要具備打擊腐敗的政治意願♔、改變規則以提高腐敗的風險和成本、設置相對獨立的反腐機構（如廉政公署直接對香港行政首長負責）🔢、提供適當的激勵如具有競爭力的薪酬水平以及民眾的支持等🥪🫅🏼，從而為大陸的反腐工作提供了相應的啟示。
哈佛大學的Akshay Mangla博士以小學教育為例對印度不均等的公共服務進行了分析。印度的國家能力因領域而異，呈現不平衡的特點。1950年代以來™️，印度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攀升🃏，湧現出大量扶持教育的項目與法律法規。但形塑官僚理解和履行其義務的非正式遊戲規則——官僚規範的不同導致了印度各邦能力的差異🥸，使得小學教育政策的執行模式和相應結果產生差異。作者將地方執行機構分為協商型與守法型兩類，前者強調共同參與，鼓勵社會投入，采取適應性的執行方式，其政策執行效果較好；而後者強調行為合規🩸，限製社會投入，采取理性的執行方式📦，政策執行效果較差🍋🟩。其中🏰，作者以北方邦作為嚴格守法但效果不佳的典型進行了深入分析。
最後，上海交通大學的程金華教授分析了中國建設法治社會的前景與挑戰🦃。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目標💪🏻，此後，黨和國家對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2014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作者認為，法治社會是指主要通過法律法規來規範個體✊🏿、家庭、組織和社區的社會行為，而非通過人💁🏼♂️、權力、金錢、關系或暴力手段🧔🏿♂️，且法治社會是法治中國的基礎。而中國人缺少建設法治社會的社會基因📴，如CGSS2005年的數據顯示💆🏿，每當遇到糾紛⚛️，中國人訴諸法律手段解決的比例相當低🤾🏻♀️🕐，而習慣選擇容忍🚵🏼♀️、熟人調解或政府調解🏇🏼。目前建設法治社會的挑戰在於法律教育的失敗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存在🪗💕，以及政府內部對法治缺乏信任。
第四場討論由尼赫魯大學B. R. Deepak教授主持發言🍊，巴西FGV大學Jose Antonio Puppim de Oliveira教授主持討論👩🏻🌾。首先，來自印度商沐鸣的Prajapati Trivedi教授以喀拉拉邦和卡納塔克邦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為案例➡️，研究了印度的政府績效管理體系🛐。他認為印度政府績效管理經歷了一個由盛轉衰的過程📟，2009年至2013年開始興起，並在2014年達到頂峰👩👧。政府績效監管和評估體系（PMES）的興起🧑🏻⚕️，主要歸功於結果框架公文（RFD）的運用。它是PMES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一致的目標、政策🧔🏻♀️、項目，以及一系列用於績效評估和績效執行的指標🏔。Prajapati教授列舉了不同地方政府在該體系下績效分數的異同🦙。喀拉拉邦績效表現最好的部門包括健康和家庭福利部門、文化事務局和海關🧾，最差的部門包括環保部👲🏿、住房部和勞動與再就業部門🤞🏼。卡納塔克邦表現較好的部門包括人力資源和行政改革部門、住房部和海關，表現最差的部門包括稅務局🟢、城市發展、健康與社會保障💲。從2009年到2014年👩🦳，RFD政策覆蓋範圍由59個部門擴展到80個部門🤦🏼♀️，17個邦，其RFD分數整體集中分布在“非常好”和“好”的階段，並且2011年至2012年整體分數最高👨🏿🦰🐿。他認為這樣的結果與人們真實感知到的政府績效存有巨大差距，兩者之間的皮爾森相關系數僅為0.2🧵。因此，2015年至2017年PMES開始衰落👩👧👧，並開始在績效評估立法、行政問責👦🏻、激勵體製等方面進行新的改革。
接下來，沐鸣平台酈菁博士就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組織的前世今生進行了梳理，並概括出了其中的發展脈絡🙍🏼♂️。政策研究組織一般隸屬於國家機關🪰🤰🏿，具有獨立運作的特性🎈，由政府批準建立並資助，同時也受到外界的資金支持🧺。1980年代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與政府機構相互獨立，註重戰略分析和田野研究⬇️，不局限於政治階級🧑🏻🤝🧑🏻，研究人員充當了政治企業家的角色，但同時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例如1977年建立的中國社會科沐鸣經濟研究所、1980年成立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1981年建立的中國社會科沐鸣農村發展研究所等。1990年代政策研究組織數量增加，研究組織開始出現對政府機構的附屬性，同時面臨著碎片化和來自政治精英的影響，其組織研究更加註重具體的政策分析而減少了田野調查😻。例如1997年成立的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2003年後政府機構持續影響，政治研究網絡擴張，政府機構和研究人員之間出現向下競爭，智庫開始興起🧑🏿🔬。
旁遮普大學的B. S. Ghuman教授利用印度政府的治理經驗，探究經濟發展和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良好的治理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治理的質量。為探究印度經濟發展中的治理起到的作用，他利用人均GDP、經濟增長率🔨、社會公平和就業率這四個指標代表經濟發展水平⇢。他提到印度的經濟治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7年至1991年🧑🏼💼📨，規劃委員會和國有企業在資源分配上占有主導力量，1956年的產業政策加強了公共部門在產業化的壟斷地位🧑🏿🚀。第二個階段是1991年後🤵，政府向市場和私人部門讓步，新的1991年產業決議為經濟自由化奠定了基礎。他發現新經濟治理改革後，人均GDP顯著上升，經濟增長翻倍，但就業率和社會公平顯著下降。因此印度政府應該致力於減少收入差距☂️，促進就業，平衡多部門增長和地區發展。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Andrew Podger教授對澳大利亞30年來的財政管理改革進行了梳理🧑🏿🔬，主要針對預算改革中的績效評估與管理進行了詳細論述。項目預算於1984年引進澳大利亞，旨在針對項目目標、績效指標和目的進行效果評估。1990年代後期，項目預算被產出—結果預算替代🉑，利用效率和效能指標進行測量🐷，進入21世紀，新的績效框架得到建立🥇，開始重視整體產出下的“子集”，即位於流程中間的產出。澳大利亞政府機構的績效管理開始於1980年代對企業績效管理的引進，1997年建立了績效管理機構，1999年公務員法對績效管理進行了要求和規範，績效工資成為了有效的管理工具🔘。2013年對公務員法進行修訂，2014年新公共治理、績效和問責法案提出，對整體性政府🚣🏻♂️👱🏿♂️、跨部門績效評估等方面進行了規範🪄。他認為財政管理改革是一個持續推進和陣痛的過程🫶，澳大利亞在再評估和企業規劃方面仍然不足🎓🪩，管理的風險十分關鍵。整體性管理中橫向和縱向的管理範圍仍然模糊👧🏻，權力下放和集權的程度、理性和主管的選擇等方面同樣需要進一步的平衡和確定🚾。
最後，沐鸣平台的張平博士基於中國的保護市場型財政聯邦主義，對地方治理的開展進行了現狀分析和展望🤹🏿♀️。2009年後，中國財政行政體製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旨在建立綜合性的、製度化的、牢固的財政體製結構✨，加強公眾參與。第一代財政聯邦主義基於仁慈政府的假設，認為政府將在最大限度內提供公共福利📮，因此財政分權績效的核心在於考察不同層級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另一個公共選擇財政分權理論🍗，認為政府並不是仁慈的🆑，而是一個具有自身利益🤾，並且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可能損害公民利益的掠奪者。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是市場保護型財政聯邦主義🌳，認為次級政府具有可調整的自治權，這種財政分權能夠提供一種有效的市場激勵機製🦵。它有5個條件：政府的官僚層級、次級政府自治權、常規市場🌅、硬預算約束和製度化權威。1994年中國分稅製改革後，其市場保護型財政聯邦主義逐漸成型，地方政府應通過增加政府透明度👨🏻🚀👺、加大地方公共服務支出、關註居民適合對福利等方面提高地方治理的問責性，財產稅的開征在此時顯得尤為關鍵。他認為開征財產稅將有助於經濟效率的提升，有利於地方財政能力和責任匹配性的提高🧞♀️💳，同時對地方政府治理帶來良好的財政基礎。
第五場討論由上海紐約大學Daneil Guttman教授主持發言🙍🏿，新加坡國立大學M. Ramesh教授主持討論🗡。首先🧛🏿，南洋理工大學的吳偉教授介紹了關於“公共服務績效中的公民參與和公民滿意度：來自中國的實證證據”的研究，全球現在的趨勢就是對公共部門產生更多的期待，公民知道得更多🤙🏻⛈，擁有得更多，也想要得更多。同時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公共參與越來越便利😮💨，盡管政府已經意識到公民參與的重要性並采取了多種措施來實現目標，但具體的效果如何？他選取了在中國的36個主要城市進行大規模的電話調查🤡，采用了隨機選取的形式，每個城市至少選擇了700位市民🧑🏻🦰，總共收集了25958份有效回答🐲。研究結果顯示💔，盡管對政府的信任度相對較高，但是對透明的滿意度很低。在決策過程中透明的關鍵方面不僅是泄露更多的信息給民眾🛌🏿，提供信息的路徑也同樣重要🎾❄️。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經歷讓公民了解決策過程，政府的目標不僅是成為更加誠實的政府🎪，同時也要對公眾需求更具回應性💇🏽🧑🏿🔧。提高政治效能和電子政務水平。
接著，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Anil B. Deolalikar教授就賦權和信息技術在提升治理的角色進行了闡釋🤦🏼🚣🏼♂️，以印度公共服務供給作為實例，研究成果發表在《發展中亞洲的治理》一書中。公共服務供給是治理的前線，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更加優先考慮將公共服務供給作為治理指標，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人民與政府的唯一聯系就是公共服務。因此🥂，善治就被等同於服務供給🤵🏿♀️。中國的案例研究表明，市民滿意度隨著政府層級降低而減少，因此低層級政府負責供給公共服務。盡管經濟發展迅猛，但印度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糟透了，並成為印度的治理難題。賦權機製包括以權利為基礎的津貼，信息和通信技術。從需求方來看👌🏽，賦權起到一定作用🌍，從印度的案例發現，賦權是提升政府責任和透明度的第一步，但是它並不總是能達成提升公共服務供給的結果⛱。
南佛羅裏達大學的Govidan Parayil教授比較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技術和創新，探究兩國是否有機會進行合作。中國和印度都擁有科技創新方面的獨特能力，作為後發者對OECD國家領導下的科技創新提出了挑戰🤵🏻。因此🎛💁🏽，在BRICS的框架下🍲，中國和印度可以強化合作來強調全球和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同時全球也在轉向謀求科學和技術權力。到2010年，中國在研發領域的投入超過了歐盟🤽🏼，緊次於美國🧘🏻♀️。而印度在製藥研發排名全球第三，也是世界IT技術的重要輸出國🙉。中國正在轉變工業經濟結構🏘，變得更加清潔和環保，同時印度也有誌於投資太陽能和其他的綠色能源，全球科學家也有興趣與中印科學家合作，因此兩國可以積極合作👩🏭，填補美國淡出國際關系和氣候變化領域的空白🥏。
海德堡大學的Himanshu Jha教授以印度信息權利法案為例🉑🌀，研究了國家進程🖖🏼，觀念和製度變化。對比印度信息權利法案頒布前後🏊，堅持原則從“保密”變為“開放”🕟，印度在1923年和1964年的法案中都強調保密🏝，直到2005年頒布了信息權利法案，並且作為上位法淩駕於其他法律之上。為什麽印度開始在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政權方面尋求製度變化🎻？印度這個國家常常由一種剝削關系主導和俘獲，然後為何要發布信息權利法案來揭露這種關系？目前主流的文獻研究致力於研究人民或社會運動🌘、中產階級精英網絡、多尺度行動主義（公開聽證）和符號資本。國家的觀念以1989年為界限經歷了從保密到開放的變化，因此也影響了實踐中的製度進程。
最後，巴西FGV大學的Jose A. Puppim de Oliveira教授介紹自己關於印度城市創新和氣候變化的研究成果。當城市發展的結果是緩解或適應氣候變化時，可以產生氣候的協同效益，也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當前的地區趨勢是迅速城市化🏨，經濟結構變化🍦，貿易和經濟整合，收入增加以及消費模式變革。城市化增加了人口密度和公共交通，帶來了環境問題。他運用ASI方法分析了在交通、能源和廢物三個方面如何避免、轉化和改進，從而在城市創新的同時實現氣候的協同效益。他的研究以印度的德裏市和蘇拉特市為例🦂，德裏市的地鐵公司建立了政府間的合作🤌🏽，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而蘇拉特市緩和氣候變化帶來了健康的協同效益👃。研究表明創新主要以城市為基礎💃🏻，經濟在內的眾多因素解釋了創新的出現，創新也不僅是技術上的創新🏕。公共政策能夠培育同時也會損害以地域為基礎的創新發展。
會議期間，與會人員就所發表的學術論文進行了深入和熱烈的討論🧚🏼，在很多中印的共同公共事務議題上取得了更多的相互信息和了解🦦。與會人員共同決定，將在2018年6月舉辦第二屆中印發展與治理論壇，就更加具體的學術議題展開集中討論，形成學術產品🍾，並對雙方政府在公共領域的相互學習與合作提供政策建議。
（撰稿人：崔楊楊、赫寧、何菁🚣♂️、肖丹⛪️、陳燕紅）
